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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故乡系列之三

                                                                                        王开阳

旧时，塘栖的房子多为二层，骑跨街路直达河边，俗称“骑楼”。听老辈人讲，镇上那些建造于清代或民国的豪宅大屋，其主人生怕遭遇盗贼的打劫，有意将它们隐藏在骑楼之后，用店铺挡着，而且，楼层也极少超过二层的，以免让盗贼找准目标，所以，绕镇一圈，只见骑楼不见豪宅。我家老宅有考究的三层楼，在古镇中屈指可数。我不清楚当时祖父的心思：为何不顺着大伙建二层楼房，而要加盖一间几十平方米的三层楼，变成小众？

自然，老宅的三层楼“养在深闺人未识”，街坊邻里也少有知晓。登楼眺望，在四近清一色二层楼的团团包围中，满眼所见，便是泛着黛色的邻家或更远人家屋顶上的瓦片，还有在瓦缝间顽强生长，随风微微摆动的不知名野草，从朝日露脸，到夕阳西下，屋子里阳光不断。但这煞煞亮、空气又蛮清新的一个标准间，却是中看不中用。立冬刚过，呼呼直叫的西北风，就开始没日没夜地敲打着四周的窗户，紧随而来的，是一场场纷纷扬扬的飞雪，不知谦让地将四近的屋顶悉数占为己有，三层楼也迅即变成了雪场里的一间孤独小屋。而一到夏至，那锃光瓦亮的灼热阳光，又开始在屋子里肆意横行，不用多久，一间空荡荡的屋子便整个儿地变成了一个大蒸笼。

一

在古镇上，唯一不藏着掖着，远远地就能望见的楼房，是建造于上世纪30年代的何氏故宅——一幢四面坡屋顶的二层花园洋房。它独自耸立在远离运河的一片空旷地上，跟缺树少草的沿河骑楼迥然不同。屋子窗户大，窗外又没什么遮栏，更不见一叠叠的马头墙，显得宽敞亮堂。一排郁郁葱葱的槿树，紧贴着花园的一围矮墙，花园里种着乡间常见的果树，如桃、梨、李之类。秋天，当粉红色的槿树花在绿叶丛中一朵朵地绽放时，红花绿叶衬着灰色的洋楼，远远望去，满目盎然，足以使人惊艳。

何家怎会在满地老式住宅的古镇里建造一幢西式洋楼？他家的后人也没法说清楚，我猜想，或许跟洋楼主人的经历有关。

据《余杭史志》载：“何宅坐北朝南，占地面积约230平方米，前有围墙、道地，后面和西侧配有附属用房。主体为三间二进二层砖木结构建筑。因何思敬早年离开故乡投身革命，故现存何宅为其二弟何思顺（应为“何思诚”）于民国期间修建，也是何氏的唯一故宅。”

何家兴建住房时，何思诚已是上海滩上的知名报人，在“十里洋场”见多识广，所以，在老家的地面上建造一幢洋房，恐怕不会是为了要在乡人面前弄个别出心裁，或心血来潮之举。

这幢何氏的唯一故宅，长兄何思敬少小离家未见其归，直至2007年，家人将其部分骨灰由八宝山革命公墓移放到超山公墓，才回了“家”。老二何子恒长住上海，直至逝世，只有老三何思诚，分别在上世纪40和50年代初，在老宅有过短时间的居留，洋楼的大部分时间为其夫人携带子女的居所。

上世纪中期，在塘栖众多的老房子纷纷被拆的年代，却唯独保留了这幢花园洋房，让人有些诧异。如果要细究缘由，我想不会仅仅因为它是在外头出了名的何思敬、何子恒、何思诚兄弟的故居，尤其是何思敬，还是长期身居政府要职，曾出任过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黄华老丈人。但它并非文物建筑，无缘于保护。所以，我以为更大的因素，恐怕在于何思诚独到的选址。

何家洋楼建在古镇的一个僻静处，远远地离开喧闹的大街，跟赫赫有名的广济桥也有不小的距离，与目前塘栖的繁华地水北街，更是隔着一条大河，即使在游人如织的当下，也少有人会去那里游览。  

何家洋楼兴建至今，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虽然幸免于被拆除的厄运，但好端端的一座花园，早早地被一家煤饼厂占据，如今已不见其踪影。由于年代久远，加上后人都不在本地，无人出面整修，一度断壁残垣，野草丛生。近年，镇政府已用心地将其修葺一新，用一圈围墙围着。街坊邻里也没有忘记洋楼的主人，上世纪末，在运河近旁，古镇的中心地段，赫然出现了一个以何思敬名字命名的“思敬广场”，一尊思敬塑像，矗立在红花绿草之中。广场的东南角，有一棵古老的白果树，高高地挺立着，显示着强劲的生命力。

二

钟情报业的何思诚（1899—1984），在1923年就进入上海《时事新报》，从校对、编辑做起，逐渐进入报馆高层，先后担任《晨报》总编辑、《时报》主笔、《大沪晚报》总编辑。抗日战争时期，在香港任《国民日报》总编辑，后遭日方逮捕和逼供，经保释回到上海。1945年后，为《申报》高层和《商报》总编辑。直至解放初才脱离报界，进入浙江省政协工作，位至秘书主任、办公室主任和文史资料研究室主任。

   何思诚是在日本投降后，受命赴沪接收《申报》的，时任社长秘书主任兼董事会秘书。《申报》于1872年4月30日创刊，至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时停刊，历时78年，为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社会影响颇广的一份报纸，连当时的塘栖坊间，也有不少人家月月订购，天天翻阅，见有什么重大新闻事件，有人就会在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各抒己见。其中精明点的人家，读完《申报》，还将其用来当作包装纸，一物两用。在《申报》停刊后的第33年，即1982年，上海市委和市出版局决定委托上海书店，以影印的方式保存并出版全套《申报》，计25600期，足见其在近代报刊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及其所保存的大量珍贵史料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无可替代的价值。

何思诚一度担任主笔的《时报》，曾在近代新闻界流传着一个令人惊诧的故事。1937年8月13日，《时报》在其头版赫然加印“难关”两字，字大，套红，以极其惊悚的方式，提醒市民警惕当前战事逼近，大祸临头的时局。凭《时报》在上海市民中的影响，“难关”两个血红大字，足以引发虹口、闸北一带居民的恐慌，纷纷弃家投靠亲友。不料，就在当天深夜，虹口、闸北一带枪炮齐鸣，战火纷飞，日寇突然向中国军队发起猛烈进攻。那些白天看过《时报》套红“难关”，决定举家逃离的人们，幸运地躲过一劫。从此，《时报》名声大噪，发行量骤增。

在何氏“思”字辈中排行老二的何思恒（1897—2007），字子恒，后以字为名。何子恒不似长兄何思敬有十余年留洋深造的经历，攻读法学、哲学、美学、社会学，精通德、英、法、日、俄等多种文字，满腹经纶，学富五车；也不像胞弟何思诚，身处多家大报的高层，又有很深的古典诗词修养，与其虽然同样自学成才，但他独辟蹊径，专攻英文和翻译，兼做编辑和自由撰稿人，撰述大多为国际评论。翻译也不碰文学名著，而专捡难度更大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术著作，在颇多的译著中，既有《希腊哲学史》、汤姆逊《古代哲学家》，又有拉斯基《美国总统制》、沙柏克《玛萨里克自述》、罗素《我的信仰》、拉斯基《现代国家中的自由权》等，还有盎杰尔的有关货币史、金融机构、币制及其改革的通俗读本《货币的故事》，一部部都是世界著名的厚重之作。出版于1926年的译著《希腊哲学史》影印本，至今仍在书店销售，可见其影响之深。

何子恒一生跨越三个世纪，生活清贫，多有磨难，晚年又孑然一生，在上海一个里弄里的敬老院养老度日。他不讲究饮食饭菜，偶尔用清晰的英语跟人交谈，过得健康快乐。2005年1月13日，《文汇报》曾为旧时《申报》国际评论员，“特别擅长英语翻译”的何子恒老先生108岁生日发表署名文章，并介绍何子恒的“长寿秘诀”：“我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到现在也是敬老院做什么吃什么。但有一条长寿‘秘诀’我是坚信不疑，那就是一个人的追求。”正是这种不懈的追求，使他赢得人生，赢得事业，赢得国人的敬重，也赢得健康和快乐。遗憾的是，他没能实现“盼望亲眼目睹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心愿。不过，至2007年逝世，他已经在世间度过了整整110个春秋。110岁，在国际大都市上海！这回，何家老二为后人弄出的动静真当有点儿大。

何子恒跟何思诚多有书信往来，内容大多不离学术探讨，譬如讨论《圣经》之类，也常见兄弟间相互勉励、问候之辞。

三

1927年，何思敬（1896—1968）离开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告别研究院学术专长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导师河上肇，回国在中山大学当教授，时年31岁，后担任法科政治系代主任、文史科哲学系主任、法科代主任、文无码人妻 社会系主任等职。据1937年毕业于该校社会系的方少逸先生回忆，何教授先后开设的课程多达20几门，且多为自设，往往是课名为“社会经济学”，讲授的内容却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课名为“科学方法论”，实际讲授的则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当时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何教授以此类“名实不符”的手法，十分巧妙地在高等学府的讲台上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都能“讲得义理清晰，深入浅出，庄谐并举”。

何思敬1938年赴延安参加革命，后任延安大学法无码人妻 院长。1945年，作为中共代表团的法律顾问，随毛泽东、周恩来参加国共谈判。新中国成立后，他坚持不走仕途，一以贯之地专注于法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哲学系主任，翻译过多种马克思主义著作，论述颇丰，还曾协助草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作为重要起草人，参与我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被毛泽东称赞为“全国第一流的法学家”。

出任刚组建不久的哲学系系主任，何思敬开始动用他的毕生所学，亲自制定教学计划，设置课程，聘请著名学者、专家授课，并注重开设新课程。他请来于光远和肖前先生讲授的辩证逻辑课，据称是我国哲学专业的首创。1956年，他与何干之先生一起被国家教育部评定为中国人民大学仅有的两名“一级教授”。后者是历史系主任，曾是他在中山大学的学生。

   差不多跟何思敬任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系主任的同时，何思诚第二次回归故里，时年50有余。其子守方刚满10岁，在镇中心小学跟我同桌，每天一早踏进教室的，往往是我第一，他随后。其女理常，更是跟我姐交往甚密，形同姐妹。

何思诚在家乡赋闲，为了维持一家的生计，他变卖了妻子的首饰，在我家老宅近旁，离广济桥不足百米的街面租屋开店，名曰《文化书店》，卖书，也卖文具纸张。摆上书架的，多为《水浒传》、《西游记》、《静静的顿河》等中外名著，也有《茶花女》之类。在古镇塘栖，商家大多经营生产资料、生活用品、粮食和果蔬产品，极少有卖书的。他端坐在店堂里，面对喧闹、拥挤的运河，看着各式船只在不远的河面穿梭往来，却不见有什么顾客上门。艰难地维持了一年多时间之后，应邀去了杭州的省政协。

何思敬和何思诚十分珍惜手足之情。1954年6月4日，何思敬给何思诚写过一封家书，寄发于中国人民大学本部。

三弟：

       托人办事不免有误，今天才发见迟汇了款子给你。

       现在到处大张旗鼓宣传总路线，希望你好好学，并且把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办法向私营工商业者解释清楚，要他们好好拥护，因为这是对他们真正的福音，因为人类解放是谁也不能阻挡的。

       敬礼！                          

                                                    兄思敬

                                                       二十一日

念念不忘为刚进省政协任职的胞弟指点政治方向。

时隔14年，何思敬在“文革”初期含冤而逝，令何思诚伤心不已，一度消沉。又过了11年，即1979年12月3日，何思诚接到“中国人民大学何思敬同志治丧委员会办公室”寄来的讣告，获知长兄沉滞十余年的冤案得以昭雪平反，恢复名誉，该校为其隆重举办追悼会的消息，他即刻回信：“我作为思敬同志的胞弟，悲茹痛积有多年，至此方得含泪释怀；转念我长兄忠魂有知，也当引为至慰。”由于年老体衰，无法亲自去北京，除致电治丧委员会代办花圈，还电函挽联一副：

毕生精勤马列，为国储才，学术界痛失良友，

临终坚持真理，对党忠贞，弟侄辈永怀典型。

情深笃笃，感人肺腑。

2007年初夏的一天，我回乡探亲，站在 “文化书店”的旧址上，第一次面对封航后静逸、空阔的大运河，顿觉换了人间。此时，曾对满河船只穿梭往来习以为常的何思诚先生，离开熙攘世间已有20余年，其子守方早已远走他乡，何氏故宅几近残破，惟有“思敬广场”，依然花红草绿，不少人在闲闲地谈天说地，论古道今。

         （文中部分材料为何思诚先生长女何理常女士提供，特作感谢）

注：家乡系列之一《塘栖碎片》，发表于2014年2月号《西湖》文艺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