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码人妻

“江墅铁路遗址公园”小记

                              王开阳

    在我国众多的城市中，美态定位为“湖光山色美”的只有一个，就是咱们杭州。而杭城的公园之多之美也让各路旅人惊叹不已，除圈地大、知名度高的之外，设在街边路旁的“微型公园”亦不少。

    这些公园千姿百态。有的，在一块碧草如茵的坡地上，铺设一条灰色的卵石小道，曲折地伸向一座小巧玲珑的四角亭，亭子里一圈美人靠，亭外，小河淌水；有的，在一片竹林旁垒砌一座假山，一柱喷泉喷射出晶莹的水珠，洒落在一口小潭里，潭边，摆放着一组组石桌石凳，远山含黛……为体现杭城的美态定位，一个个用足了劲。

    跟专注于做景观的不同，上世纪末，拱墅区将一个历史遗址做成了主题公园，命名为“江墅铁路遗址公园”，颇为少见。其位置，在登云路南侧，金华路东边，早先江墅铁路的终点站——“拱宸站”的原址上。

    我国始建于晚清的铁路，最早的，要数1876年上海至吴淞的淞沪铁路，路长30公里，由英资修建。火车通车后，沿线市民和农夫“皆面对铁路，停工而呆视也”，“或有老妇扶杖而张口延望者，或有少年荷锄而痴立者，或有弱女子观之而喜笑者，或牵牛惊看似做逃避之状者，未有一人不面带喜色也。” 不过，这一给城里和乡下人带来惊喜的新鲜事物却命运多舛——仅运营了几个月的时间，不少人还来不及赶来过下眼瘾，就被清政府用库银购回，后又将其拆得一干二净，着实让国人膛目结舌，匪夷所思。

    30年之后，杭州也建成了一条南起江干闸口，北至湖墅拱宸桥的江墅铁路，全程比淞沪铁路少了一半，仅16公里。

    深秋的一天上午，我坐车去那里探访，打算在杭城的北偶，一段锈迹斑斑的铁轨旁，想象一番成千上万的先民驻足观看一个蛮发魇的火车头，拉着长长一排绿皮车厢疾驰而过的高兴劲儿，以及之后被其震耳欲聋的“咔嚓、咔嚓”声和气笛的长吼声弄得苦不堪言的情状，感受在铁轨、机车、钟楼和候车室之间浓缩着的一段悠长历史。

    这里紧挨着著名的古运河大桥——拱宸桥，也是块寸土寸金的宝地，自然无法腾出更多的地面给遗址公园，故跟一些街边公园无异——园区很小，不多的建筑物也紧挨在一起。不过，一个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处于杭州繁华地的火车站，毕竟兀自耸立在一片绿树丛中，跟上世纪中期在杭城出了名的大厂杭丝联，仅隔着一条宽阔的马路。杭丝联虽是当时在国内乃至亚洲称大的丝绸联合企业，锯齿形厂房也极其显眼，但机器轰鸣了三十多年之后就日趋式微，最终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2007年被列为杭州工业遗产保护单位，后来，部分厂区又变身为时尚的“166创意产业园”。

    一座象征性的公园大门，顶部为圆弧形，上书“江墅铁路遗址公园”，其后是一条宽阔的大道，路边挺立着一株株高大粗壮的梧桐树，在深秋里正寂寞地落叶，一片片树叶从黄白相间的树干上洒落下来，给一段四五十米长的平行轨道，和一辆全身黝黑、代号为JS的“建设”型蒸汽机车染上点点金黄。

    在一道铁轨上，静静地躺卧着这一巨大、陈旧不堪的火车头，及挂在其后的一节绿皮车厢，似乎正在等待着下一趟上车的乘客，准备拉着往城南方向“咔嚓、咔嚓”地驶去。

    一座钟楼，矗立在铁轨旁，颇像一枚等待发射的火箭，直指蓝天白云，“江墅铁路”四个黑色大字镶嵌在其间的中段，上端是一只又圆又大的老式自鸣钟。  

    候车室不过三四十平方米，长方形，青砖灰瓦，四面坡屋顶，格子门窗被漆成紫红色，跟周围的建筑相比，透露出些许的洋气，跟当时有“小上海”之称的拱宸桥的历史原貌相吻合。

    为节省地皮，候车室兼做了“江墅铁路遗址陈列馆”。

满城皆闻“咔嚓”声

    一列“建设”型蒸汽机车，从江干闸口“咔嚓、咔嚓”地开过来，挟带着蒸汽和烟雾，发出震耳欲聋的汽笛声，途经南星、清泰、艮山，在拱宸桥畔戛然而止。

“怎啦？这铁家伙坏嘞？”

“坏你个头！前面没轨了，怎么开哦？”司机没好气地说。

原来这火车已走完全程，大抵花了一个多钟头。

    江墅铁路虽短得令人惊讶，但如果回到那个年代，要修建一条尚属稀罕物的铁路线，即使再短，也真当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前推八年，即光绪二十四年，光绪皇帝开始颁布一个个变法诏书和谕令，在历史上被称为“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涉及面颇广，其中触及金融、经济的，就包括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等。杭州的江墅铁路，便是在那种历史氛围下，在辛亥革命前夜，利用民族资本，由中国人自己修建的，又是浙江的第一条客、货运铁路线。

    一个名叫“浙江全省铁路有限公司”的，出面修建这条铁路。虽然，公司在上海成立不到一年，手中便握有400多万元的筹资，但要修建计划中长达100多公里的杭甬铁路，这区区400多万，实在是捉襟见肘，少之又少。于是，公司经理汤寿潜决定用小资金在杭州先作个试验——修建一条杭甬铁路的支线，既积累经验以备后用，又可腾出时间继续筹措资金，可谓一箭双雕的明智之举。

    1906年11月14日，汤经理将江墅铁路的开工典礼放在凤山门外的罗木营，罗木营离清泰门仅300多米，那里拟设清泰火车站。

    不到一年，即1907年8月，江墅铁路便正式通车运营。于是，杭州人也第一次见到一个气势磅礴的火车头，拉着一排绿皮车厢，在城里城外“咔嚓、咔嚓”地来回跑，一路上“呜——呜——”吼叫，让人稀奇煞；一拨拨穿着各异的乘客，坐在火车上南来北往，一路探头观赏城内外的景物，而自己也被沿线的观看者指指点点，当作一道风景，感觉惬意煞。

    记得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曾在《旅宿》中描写过火车：“把几百个人装在同样的箱子里蓦然地拉走，毫不留情。被装进在箱子里的许多人，必须大家用同样的速度奔向同一车站，同样地熏沐蒸汽的恩泽。别人都说乘火车，我说是装进火车里。别人都说乘了火车走，我说被火车搬运。”不过，在当时的杭州人当中，像夏目漱石先生那样厌恶火车的，可以断定连一个也极难寻找到。

    这之后，住钱塘江边的，九、十点钟悠悠地出门，在闸口火车站买一张10点50分的车票，登上绿皮车厢，“咔嚓、咔嚓”地坐一个来小时，瓜子磕得差不多了，才听到一阵叫喊声：“终点站拱宸桥到了，女士先生抓紧落车！”跟着大伙跳下火车，走出站台，踏进里马路口的东华饭店吃过中饭，转身上二马路，一眼便瞧见“天仙茶园”，跨进茶园的门槛，找个座位端端地坐下，随即喊一声：“博士，来碗茶！”一场戏文正好“咚哐、咚哐”地开场。

    住大运河畔的，天蒙蒙亮起身，用冷水擦把脸，一碗泡饭匆匆落肚，便带上早已准备好的渔具，走出室外，树木、房屋还像被一层薄纱笼罩着，在路边买几个热气腾腾的菜肉包子放进盒子里，一路紧赶到火车站，买一张6点50分的头班车票，登上绿皮车厢，“咔嚓、咔嚓”地坐一个来钟头，一袋花生已嚼得所剩无几，才听到列车员反复地喊：“闸口到了，全体乘客抓紧时间落车！”跟着大伙跳下火车，走出站台，左右一番张望，只见一条大江潮起潮涌，白茫茫一片。漫步走到江边，选一个好位置，取出渔竿，将一条上下搅动的鲜活蚯蚓穿进雪亮的鱼钩上，用力往江里一甩，面对江心缓缓移动的点点帆影，悠悠地只等鱼儿来咬钩。

    当然，谁都清楚，在火车上上上落落，从南郊的大江边到北边的运河畔，便当是便当了，眼福也过足了，但这一路“咔嚓”，既要腾出功夫，又要花费铜钿的。钱塘江边渔村里的鱼佬儿，大运河畔纱厂里的挡车工，这辈子恐怕是没这福分了。

城站，城站

    当一群群市民在火车上跨上跳落，感到稀奇煞、惬意煞的同时，“浙江全省铁路有限公司”的汤经理却日日双眉紧锁，一天也高兴不起来。为啥？因为铁轨没法穿越古老的护城城墙，只好沿着旧城墙铺设，这一无奈的设计，竟将五分之三的车站挡在了城门之外。城里人倘若要去最近的清泰门坐火车，就得出城门去找火车站，这倒还只是费点功夫而已，叫辆黄包车就解决了，而最让人烦心的，就是这城门早、晚得开门、关门，乘客一律要等到城门打开才能进出，如果要赶早、晚班车，跟人约好了去办桩紧要的事儿，“蹬、蹬、蹬”地从老远的地方赶过去，却见两扇城门关得严严实实，连一丝缝儿都不见，那个无奈啊，不跳脚、骂人才怪。这个不便当，很有些影响乘客的情绪，给火车的经营也带来不小的损失。一个不大不小的事儿，竟弄得做事利索，何等能干的汤经理一筹莫展。

    其时，长婿马一浮正好从美国归来。马一浮何许人也？他是当时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去一趟国外像到邻居家串个门一样简单方便，什么事儿没见识过？他安静地坐在丈人身边，听其大叹经营铁路的苦经，感觉这回丈人真的是有难事缠身了，在认真地琢磨一番之后，便帮着出了个主意：将清泰门火车站移到城里来，不就得了？

    这点子看上去并没有多少高深的学问，但也是说说容易做做难。

    汤经理心里清楚，要将清泰门火车站搬到城里来，前提是铁轨必须要穿过清泰门北和望江门南两处城墙，光清泰门城墙就得拆掉几十丈。而拆城墙这事儿非同小可，层层上报不说，最后还得由清朝廷定夺，复杂得令人生畏，哪里是他这个当经理的做得了主？好在翁婿俩各有路道，在颇费一番口舌，少不了打点些银两之后，终算被朝廷核准。

    汤经理得到消息之后，便火速组织人马，加紧在城里修建火车站，之后，又即刻在清泰门北和望江门南开工破城，花了近一年的时间，终于大功告成，清泰门站顺利地搬迁到了城里，并改称“杭州站”。这个在城里头的火车站，不就是 “城站”么？于是“城站”“城站”地被大家一直叫到今天。

    没了城墙的阻挡，这下乘客上落火车自然更加便当，经济效益也跟着显现出来。其中受益最深的，要数终点的拱宸桥了。有人做过统计，截至1937年前夕的三十年间，拱宸站的年进出旅客已近60万人次，这在当时，已是个不小的数字了。而在另一端的闸口，虽然车站建得比另外几个更宏伟、气派也更大，但自设立“杭州站”之后，它依然处于远郊，到这儿来乘车的人少之又少，候车室门可罗雀，站台上寂寥无人，最后，不得不将客运业务停了。

    江墅铁路近40年的运营史，却不料终止在侵华日军的手里。1937年年底，日军侵占上海，杭州危在旦夕。为阻止日军迅速南下，江墅铁路跨越的两座桥梁——沈塘湾桥和万年桥，也跟着钱江大桥一声巨响，被炸得不成模样。从此，杭州城里再也不见了蛮发魇的火车头，听不到一句“咔嚓”声。

    如此过了7年，日军又将江墅铁路的北段，即艮山门至拱宸桥段拆了个精光，硬邦邦的路基逐渐被改建成了一条公路。解放之后，这段笔笔直的宽阔马路被正式命名为“绍兴路”，以沈塘湾大桥的正中间为分界，分属于拱墅区和下城区。

绍兴汤先生

    马一浮在“绍兴汤先生墓志铭”中尊称的“绍兴汤先生”，即出生于绍兴府山阴县天乐乡（今萧山市进化镇）的汤寿潜。汤寿潜（1856—1917），原名震，字蛰先（亦作蛰仙），在晚清亦官亦商，官至四品京卿，也是立宪派的领袖人物之一。现今不少人对他了解寥寥，颇感陌生，大概是他一生为人低调，在辛亥革命、民国初建中，也算不上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之故。但在近代倡导和实施“实业救国”、“铁路华款商办”、发展杭州乃至浙江的民族资本方面，其贡献和影响却无人能比。

    《民国编年史》载：“初（光绪二十二年。作者注，下同），北廷（北京满清朝廷）特设铁路总公司，以盛杏荪为督办铁路大臣，借债兴路，无与民间事（借外债修建铁路，跟民间资本没什么关系）。光绪二十九年，川督锡良上书，请以租股代外债（请求以自集股份的方式替代向外国人借债），稍挽利权外溢之势（稍许挽回资本权益外流的势头），士论景从，以为谋国之忠（舆论纷纷趋从，以为是为国家谋取利益的一片忠心）。越明年（第二年），张文襄从王先谦议（张文襄听从经学家、实业家王先谦的意见），收回粤汉铁路筑路权，借经济民族主义勃兴之势，铁路华款商办蔚然成风，与国会请愿同为士绅政治觉醒首期表现，成效最著者，莫如汤寿潜沪杭铁路，此亦苏浙经济成熟，士绅壮大之显例。”

    《浙江近代史》载：“汤寿潜一直信奉实业兴国的主张。1905年2月，汤寿潜与张謇、许鼎霖等在上海创办大达轮步股份有限公司。同年2月至3月，汤氏又与张元济、夏曾佑等发动旅沪浙江同乡，倡议集股自办全浙铁路。以后为抵制英国侵夺苏（沪）、杭、甬铁路修筑权，汤氏又与张謇联手，发动‘集民股、保路权’的爱国运动。8月，经浙江股东推荐，汤氏被清庭授予四品京卿，总理全浙铁路。在此期间，汤寿潜布衣芒鞋，备尝艰苦。”

    汤寿潜执掌的“浙江全省铁路有限公司”，跟江苏分头修建苏杭甬铁路，公司仅用了3年时间，便将境内的路段全线建成，以工期之短、质量之佳与经费之省，位列全国商办铁路之最。而江墅铁路，虽为其中的一小段，却是“苏浙经济成熟，士绅壮大”的一个标志，是汤寿潜与其同仁“争路权、修铁路”、“集股自办”的最早代表作。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汤寿潜被推举为浙江省首任都督，后又被南京临时政府委任交通总长，继之又改任赴南洋劝募公债总理。袁世凯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汤寿潜为激进反袁人士。晚年，他逐渐淡出政治，专注于家乡的水利建设，深得百姓的拥戴。

    1917年6月，61岁的汤寿潜在临浦故宅病故，长婿马一浮义不容辞地为他撰写了墓志铭，其情真意切的文字，使婿翁深情跃然纸上。

    20年之后，一直铭记汤寿潜功德的天乐乡乡民，自发地在附近茅山上兴建了“汤蛰先先生纪念碑”。不料，在“文革”初期，好端端地一座名人纪念碑就被一帮“造反派”砸毁，直到1994年8月，此碑才由萧山市政府在进化镇大汤坞村庙坞山重建。重建后的纪念碑高11.03米，碑面复制了马一浮先生用隶书题写的“汤蛰先先生纪念碑”八个大字，下端是马一浮至交，著名画家丰子恺先生绘制的汤寿潜白描肖像。两位声誉卓著的艺术大师，同时替他们所敬重的、功德昭昭的老人书碑画像，使纪念碑平添了一份厚重的人文色彩，在我国名人碑史上极为罕见。

    不久，它就被列为杭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绍兴汤先生（汤寿潜）像

               静静地躺卧在遗址公园梧桐树旁的蒸汽火车头。（王开阳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