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码人妻

主持人沈松勤：上课是一个老师的天职，上好课是对一个好老师的要求。但是仅仅只是上好课是不够的，尤其是作为一名高校的老师，不能以为简单的把课上好就算了事儿了，还要把学术研究做好。换句话说，如果一个老师不能把学术研究搞好，那么是不能保证这个老师是可以把课上好的。讨论会的目的是为了激励新一代的年轻老师做出更多更好的研究，通过讨论会这些活动来营造一种你追我赶，你迎我上的学术研究氛围。讨论会既然办了，就要把它办好，把这场辩论会的效用发挥到最大。在这场讨论会中每位老师都将会有十五分钟左右的时间来陈述自己的观点和思想。

报告一：胡悦晗：关键节点与路径依赖：历史制度主义的兴起及其在历史学中的应用前景

在最近的四五年甚至是最近的十来年，历史制度主义的兴起，海内外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科学领域很多历史学家对历史维度这一说法越来越关注，对历史的很多历史问题也很感兴趣。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引起极大关注的历史制度主义在历史学界却并没有引起极大的反响，他们提出的应用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在历史学界也没有引起关注，包括他们的发展，他们的评议也都没有引起一个反响。这篇文章主要是对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方法和分析方法和原则进行一些梳理，也会对这个概念在历史学界的发展应用前景进行一些细微的探讨。

历史制度主义来源于政治学，从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演化而来。何谓新制度主义呢？新制度主义是与旧制度主义相提并论的，因为在政治学当中一个经典的政治学研究是从亚里士多德这一脉开始的，一直都是关注什么是城邦，什么是国家，什么是公民，主要是关注一个制度的宏观性和进展性，但是这样的一脉从古典时期经历了一个什么是善什么是善制，到霍布斯、利维坦的关注人性的恶，即什么是恶。他在经历了一个这样的过程之后，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政治学是没有什么真正的发展和进步的。

到了20世纪上半叶社会科学当中开始关注个人，开始关注个人如何在制度和国家的框架之下进行个体的行动与个体的选择，他们认为我们传统的制度研究都是关注讲国家讲城邦，很少关注个人。社会科学领域的革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对很多其他的学科都兴起了影响，包括心理学及一些其他学科，开始关注于个体的主观测量、个体的选择方式等。这一路研究到了六七十年代也开始遭遇到了一些瓶颈，有些人会觉得你们关注的所谓的个人其实并没有把人为的社会的因素考虑进去。一批美国的学者开始对这些过去的观念统称为旧制度主义，既然过去的是旧的，那么我们提出来的就是新的。所以主要是从七八十年代开始这一批人开始慢慢地推出了他们的政治学研究中的新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他们之所以批判旧制度主义，就是新制度主义主要是关注历史的维度。我们要看这个制度是怎样在历史上动态演化地变化的，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维度，历史学本身就是看这个历史的演化的。社会科学的这一波学者他们背后分析出来了两个基本的一个分析概念，我们怎么样用一个框架来对这个制度的历史维度进行分析，首先对什么是制度以及制度的特性进行探讨。在社会科学看来历史学制度具有二重性，什么是二重性呢？就是制度既是一个因变量同时又是一个自变量。所以他们根据制度的二重性发展出来了这么两种，一种叫做路径依赖，一种叫做关键节点。

什么是路径依赖呢？比如我要去喝一杯水，我就会很自然地把手一伸拿着杯子喝到了水。就是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形成了一个自我的强化，可能我下次再想去喝水的话就又会利用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小到一个个人，大到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其历史进程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惯性。

什么叫做关键节点呢？路径依赖可以解说历史上的那些重大历史事件，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些重大革命，现代国家的重大历史进程呢，这个就需要关键节点。路径依赖会导致巨大的一些惯性、惰性，但是不会导致重大的历史问题。但是，那些小的事件汇聚成一个关键节点的时候，会导致一个关键性的变革。所以说路径依赖和关键节点是看待重大事件的两种不同的视角。那么这样的一个研究其实有很多，但是什么是路径依赖和关键节点，其实在当前我们能看到的运用到历史学研究中的对这些概念的运用并不是很谨慎，所以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在历史学中怎样运用这一框架提出了自己粗浅的看法，难点在于怎样去谈这些概念在历史学中的移植与嫁接。（胡悦晗）

评议人：

（一）文学的研究和历史的研究到底存在不存在边界的问题？历史学我们本身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与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之间有没有可能产生一种融通，历史制度主义理论范式的提出实际上是想要在政治学和历史学之间做一个尝试。文章一共四个部分，但是这篇文章的前面两个部分说到底不过是对学术史的梳理。这个学术史的梳理，梳理的再详尽也不过是一个关于政治制度史的一个演变发展过程的梳理，那么他对历史学的梳理是不够的，有点儿脱钩了。这样看起来更像一个历史学文章而不是一个政治学文章，文章结构上面有问题。历史学与政治学的界限一向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你的历史制度主义明显混淆了两者之间的界限，而且对阎步克老师的例子分析得不够到位。单纯的制度对人总是会有一种制约，如果过分地强调人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制度的一种玩弄。历史制度主义在于怎么处理人的问题，即历史研究当中的人去了哪里，人是怎么样影响制度的。历史制度主义是怎样利用到历史学之中的，制度是怎样影响人的。新瓶装新酒，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怎么把历史制度学利用到我们的历史学研究中是一件很有意思的课题。历史学的一些信息加入到他们的研究中，他们可以按照历史学的东西做他们各自的科学研究，我们要是想要反方向的，我现在是会觉得他们隐隐约约的有一些内容会在我的脑海里我的思考里，我觉得如果把这两个作为一个交集，我们对他们的应用是完全不同的。（周东华）

（二）

就个人的感觉而言，倒不是说一定要在自己的分析中借用他们的框架，借用他们的思路。我在讲这些问题的时候，他的这条思路，我借用他的这条模式，完全依照他划给我们的路径来做，可能这个时候真正的实用性我个人感觉可能不算太好。但是更多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的价值是一种间接性的。就是他们告诉我们可以用到什么视角去看这些问题，在他们的这个学科的分析模式之中这样的这些内容对他们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呢。某些并不能为我们拿来所用的东西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看问题的视角。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个人而言，也可能是我个人的学识的限制，我本身的期待，我会觉得前面都讲得非常好了，我希望我在后面能看到就是周老师所说的，一两个相对具体一点的例子。在这个案列，或者说在这个事物的问题上，到底是怎样的体验，例子会让内容有一个更好的落脚点和可视性。这样子的过程中，可能对一些人来说会有一个更好的了解渠道，一种模式。除此之外，我认为还有一个问题，最好是多查一些数据库，多一些内容，多一些实例，可能会更有说服力。（林航）

（三）阎步克老师和田余庆先生是两个非常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阎步克是一个研究制度史的人，他研究的制度史很多，秦汉史。研究制度史的老师有很多，好的比如这个早期的吕思勉，再到后来的比较好的田余庆先生，在此就不一一举例了。但是阎步克却有所不同，他对制度史的研究有一个政治史和社会史的眼光，所以他的文章跟其他研究历史制度史的其他老师明显有所不同，有人说，阎步克与大师只差一步，只差哪一步呢，只差把他身上的理论背景全去掉。阎老师他虽然有理论背景，但是他的考证功夫其实也是很厉害，它能够取得那么高的成就主要还是在他的考证方面。他真正写得比较好的往往是那些没有理论背景，或者理论背景比较淡的那些文章。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的一篇文章，在我们杭师大的学报上，叫做《汉代的童年》，秦代有童年，汉代也有童年，我觉得那篇文章写的特别精彩，没有一点点的理论背景，但是它能够从那些很有限的史料背景之中勾勒出来在汉代的时候的同举孝廉，也像清代的人那样互相帮衬的关系。这篇文章印象很深刻，尽管他也没有什么很深的背景在里面。以前的纯粹的制度史确实看着比较累，制度史总是会让一些读者读着觉得枯燥无味，但是他也还是有人的。因为他要说一个制度的时候他还是要说一个人的升迁贬降把这个制度才能说清楚，只不过是说的没那么多。所以邓小南老师她就提出了活的制度史，把人放到制度史里面去。比如说，汉代的这个宦官，像东汉的时候西园八校尉是怎么把何进杀掉的，何进是一个大将军，所有的兵权都在他手里，他后来怎么就被宦官杀掉了，因为他后来到了禁中去了，皇帝住的地方，他在里面是不能带兵的，而且里面都是宦官住的，所以实际上是他一个人面对大皇宫，所以他一个人肯定不行，这就是一个活的制度。这就是所谓的活的制度史。所以说传统的制度史也是可以做的很好的，也不一定非要借助于这些理论，当然了，这些理论也许在看待问题的时候回多一个新视角，会有所不同。至于说到田先生，田先生是做政治制度史的，制度史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在他的笔下写得太突出了，整个就是人跟人之间你争我抢的局面。所以很多人就讲你这个就是上帝史，有些小孩写政治史，写的一套一套的，可是生活当中他连三四个人的关系都搞不定，这也有问题。包括后来写的一本《制造汉武帝》（辛德勇著）也写得很好，里面对人的理解很有意思。所以说政治史呢，除非是有一种重振的经历，制度史怎么写才能好看一点，确实很有难度。还是要借助一些其他学科的理论来帮助，但是这个我是做不到的。（陆德富）

（四）

在胡悦晗老师的第一第二部分我们历史学界他对政治学的理论了解的非常的透彻，信息详实。但是文章的重点还是应该落在三四两章，历史制度主义在历史学中的作用和应用及其他的前景，范公建议悦晗还是要修改这个文章，文章修改以后是能够上到一个很高的层次，最好是能够把文章的前两章压缩到一章里面，重点放到三四两个部分，尤其把重点放到是第四部分，即他的应用前景里面。第四部分应该强化一下，提炼一下，多加润色一下。刚才那几个老师的意思就是说能不能加一些实例，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好，如果有太少的实例会呆板乏味，但是如果有太多的实例也会冲淡论文的理论性，论文是不能有太多描述性的东西的。西来的理论方法如何应用在中国场境中的历史思想的研究上，这个是非常麻烦的一个事情。这个更多的是一个视野的拓展和思想的启迪，直接的这样一种对接上的使用也不是不能的，但是使用不当很容易出事的。比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刚刚引进到我们中国的时候，也有个适用的问题，最后马克思中国化才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找到了出路。马克思主义是这样，别的东西也应该都是这样的，要用辩证的观点看问题，一定要符合中国国情，灵活应用，直接性的应用还是少想少用。（周东华）

报告人：

为什么要选《在学术与政治之间》这个题目呢？是源于徐复观先生的那本书。徐先生做过国民党少将，那钱穆其实一生没有真正的去从事过政治。他最后晚年虽然也当过象征性的职务，但不是真正的投身政治。但是在他的院士选举当中，我们又能够发现问题，就是确实也是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问题。我们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在学术上有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代有一代的学术，但这个学术我们怎么样来做，怎么样来评价，这也是我们思想上极为关心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切入点是比较小的，就是钱穆当选为院士这个事情。

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是1948年选举的，当时大家知道，都是国共鏖战的时候，这个忽然说要选院士，然后史学方面主要是傅斯年和胡适两个人提出的名单。人员上面有一些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都没有钱穆。

然后我们来看钱穆史学的一些特性，他写《刘向歆父子年谱》受知于顾颉刚，被顾颉刚推荐到燕京大学去任教，后来胡适动议，顾颉刚游说，最后经过傅斯年决策，钱穆转任北京大学史席。据钱穆自己的记载，他跟胡适私交很少，然后他们在很多问题上都有一些截然相反的意见，比如说孔老先后问题。但是两边最大的不同还是在对待传统历史文化上，钱穆认为需要是“温情与敬意”，胡适则基本上认为应该对传统进行整体性的批判，实现西化或者现代化，跟傅斯年的不同之处就更多了。

钱穆的史学观念是，学术不能只做一个小小的考据。在政治史研究当中，钱穆很注重“人”的研究。钱穆有一次到耶鲁大学去做讲座，他就是以欧阳修为例子讲学术研究上要注重人。因为欧阳修就是一个无论是在政治史、文学史和史学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这样的人物才值得研究。傅斯年主张“证而不疏”，“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但钱穆认为应该注重的是系统史观的建构与贯通。当年，钱穆在北大一个人，力排众议一个人讲中国通史，然后他的学生余英时写他的老师是“为故国招魂”的一生，钱穆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就在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的挖掘，因为他受到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的影响非常大。

《国学概论》这里我只是举了几个例子，比如他在最后一章里大谈三民主义。后来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里面也写到：“求以合之当世”。也就是说我们不只是为学术而学术，学术要合于当下的政治，与当下的社会结合起来。在他的著作《国史大纲》中，就批判了诸如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傅斯年的新史学派等，这个也是他不能够入选的中研院院士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第三部分是讲钱穆院士选举中的接连挫折。傅斯年其实在50年代初就去世了，到台湾以后担任台湾大学校长与史语所所长，直到去世为止。但是他去世以后，几乎整个史语所的人，都认同傅斯年的观点，对钱穆敬而远之。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严耕望，跟胡适去写信，表示他的老师钱穆先生，应该到中研院里面来让他做这个院士。杨联陞跟钱穆先生也有一些交往，他在一些文章里面写到，他用了一些手段和方法，希望能够把钱穆吸引到中研院。还有清华出身的何炳棣，他们都认为自己在钱穆进中研院做院士一事上做出了很大的那个努力，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成。那真正成的原因是什么？是蒋公的面子，因为蒋介石的介入，才使钱穆最终当选为院士。

最后我们来说现在人文学术的取向和评价，一个就是近代以来学术与政治的夹缠与激荡关系。李泽厚说近代中国是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很多人也说激进与保守。因此没有一个人可以超然于时代之外，去看顾颉刚的日记，他经常说我想好好做学术，但是现在的政治环境是这样，学术关乎钱，关乎人事关系，他就把精力都浪费到里面去了。

还有学术的目的与取向，我们做学术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学术而学术吗？再然后就是学术的评价标准和体制问题，比如大陆现在没有文科院士，但台湾有。所以学术上面怎么来评价，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我的切入点比较小，抛砖引玉，请各位老师同学多批评指正。（楼培）

评议人：

（一）

套用胡悦晗兄提到的两个非常有意思的词语来谈一点看法，一个就是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的话很明显就是指胡适和傅斯年的候选人，特别是以李济先生为核心，那么他们对于钱穆先生的评价，其实是产生了一个路径依赖，那这个路径应该是源自于胡适傅斯年他们的学术风格，然后产生了一个门户之见。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把他们路径依赖的这个特点，稍微再把它凸显一点点，可能会更加有意思，当然不一定用“路径依赖”这个词语。还有一个就是关键节点，钱穆先生选院士的关键节点就是两个8，一个是1948年，一个是1968年。从学术史本身说这两个关键节点，文章解释得非常到位，还有一点我个人觉得可以把学术史脉络放得更长。从整个中国学术史的发展历程来说，实际上从1920年前后一直到1947年，都可以说是一个关键节点。

钱穆先生可以说是一个传统的学者，我比较关注章太炎，我发现钱穆先生的一个治学风格和章太炎是非常近的。钱穆先生不完全是历史学的，他兼哲学的。钱穆先生有大量的哲学的文章，甚至于还有中国文学史，中国经济史。从这些研究来看，发现他的研究是传统的所谓的经世致用经济，他所有的历史研究都可以说是一种以义理为指挥的，而不是像史语所的那种科学的方法，是纯粹的一种考据，甚至是史料学的一种角度，那么我们会发现在钱穆那里完全不是这样的。

另外还有两点，从材料上来说，比如说钱穆先生本人对于院士的态度，那么材料显然是很少。钱穆先生对于胡适或者傅斯年他们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评说呢？如果有的话可能再增加一点相关的会更有说服力。还有一个就是钱穆弟子，比如余英时，在文章当中提到的就比较少。再比如说钱穆先生他个人的学术经历，他不是正式的大学科班出身，而且他也没有留洋，那么这两个方面的话可能也会影响到一个院士的选举，那么也可以就钱穆先生的学术经历和学术风格这个问题上面来谈。（张天杰）

（二）

通过选举院士来梳理近代学术，联系到西学东进，留洋经历，因为钱穆纯粹是受我们的国学传统的影响，包括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教师荣誉或者地位的认同和评价机制，上升到这个角度或者这个视野来去看的话，可能文章写作就比较出彩。（范立舟）

（三）

考据之后，想提炼出什么东西来，年轻教师应该完美解决掉。考证，像我们古代史，古代文学要选材料考证一下，现在太方便。比如说我们夏承焘先生编《唐宋词人年谱》，他在严州中学里边写的，十分敬佩他。因为他在一个中学里边靠自己读书积累，靠写信去求人家看有没有这方面的材料。现在的时代，包括我们研究生在内，古代的史料、近代史料网上一搜太多了，那么也正因为这样，我们要证疏结合。（沈松勤）

（四）

第一个在梳理傅斯年和钱穆两人之间的学术风格差异的时候，怎样去理解他们学术风格或者学术的差异关系。从这篇文章当中有关的史料，我有这样的看法，严耕望从方法上，把他的老师归纳为旧考据派，然后把傅斯年归纳为新考考据派，然后傅斯年自己也说曾经批评过钱穆，说钱穆是以考据派成名这个事。但傅斯年认为，从根本上他与钱穆先生是同属考证一族，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傅斯年是民族主义精神非常强烈的，钱穆同样也是极具民族精神。那在我的理解当中，他们可能是殊途同归，傅斯年的民主精神，更主要是他在留学期间受到德国的国家主义的影响，而钱穆的民族主义，主要是来自于它的传统的华夷之辨当中。可能有一个区别，但都是殊途同归，都是比较强调国家主义，民族本位这样一个思想。而且傅斯年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前期他曾经做过一个“夷夏东西说”，这篇文章其实也是具有极强的民族关怀。因为就他的历史梳理来讲，更多的看重政治上的东西之分，相对淡化政治上的南北之分，那么也就是他这样一个历史书写，其实是想昭示当下，就是比较重视政治上的东西问题，相对淡化一点南北之争，有极强的现实的关照或者民族的关照。这里我稍加总结一下，无论是第三方也好，还是置身其间的傅斯年和钱穆也好，无论从方法或观念上来讲，钱穆和傅斯年其实都是有共通之处的。所以这个考察两个人学术上，到底是他们的同大于异，还是异大于同，当然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那么如果说是前者，文章的第二部分在供述两者之间的学术走向是傅斯年拒绝钱穆进入面试提名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因的时候，可能在要下断语的时候要谨慎。那如果说是后者，最好也要对他们之间的学术风格之同做一个集中的，当然文章当中也是零零散散提到，做一个集中的说明，以此彰显他们的学术风格之差异。那么第二个我个人有一个粗浅的看法，可能是不成熟，就是傅斯年拒绝提钱穆为院士，可能更多的还是出于党同伐异的态势，还不是主要在于学术旨趣治学方法的差异。严耕望先生他自己谈到第一届院士评选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曾经批评过，说诸子皆出于王官，那么这个意思很明显。李济在拒绝接纳钱穆作为院士提名的时候，他直接在会上就讲，钱先生是反对胡适先生的，那胡适立即就讲，你不要乱说，我们这是个人恩怨，他提到“个人恩怨”这四个字，那么它到底是个什么个人恩怨，一定不是他们的学术风格差异。可以通过其他更多的一些资料，把他们个人的恩怨给还原，当然这也是非常困难的。（陈兆肆）

（五）

文章的可读性很强。但有几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要选钱穆为研究对象，二是楼老师最后把文章的结论归结为他们院士评价的标准是坚持学术独立，但我觉得不全是因为学术独立。比如有一个例子，郭沫若和傅斯年政治观念不同，但是傅斯年等人在提名院士的时候，把郭沫若提进了名单，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坚持学术独立，但实际上傅斯年和郭沫若的研究路径、学术旨趣和价值取向有很多共通点。所以我对这个学术独立这个观点很怀疑。另外一个就是钱穆跟傅斯年学术评议上的差异和分歧，有没有中国古代学术意义上的渊源，比如汉学与宋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研究上面的分歧，这种影子有没有在傅斯年钱穆他们之间体现出来。（刘正平）